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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邓丽君】就其身份传言，曾有日本作家采访台湾高官，结果令人意外！
发布日期：2026-05-08 16:32 点击次数：57
邓丽君
1995年5月8日，邓丽君去世。随后的邓小姐葬礼非常隆重；据称是，自蒋介石过世后、台湾地区最大规模的葬礼。
当时的吴伯雄为她的棺椁覆盖了国民党党旗，宋楚瑜担任治丧委员会的主任，连战等台湾政界高官悉数到现场默哀。除了政界，军界也有高官为邓丽君吊唁，并为邓丽君颁发了"海陆空褒扬状”。1995年5月12日，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给邓小姐颁发了象征最高荣誉的“华夏一等奖章”。
随即，开始有媒体说邓小姐是“军方特务”。邓小姐曾热衷于劳军活动，似乎也印证了这种说法。1981年，她就到金门古宁头做了那场著名的劳军演出“君在前哨”。十年后的1991年，邓小姐在香港明确表示自己已退休、不再做公开演出。结果到1992年，她给台中清泉岗带去了一场名为“永远的情人”的劳军；在接下来的1994年，她又去高雄凤山做了场“黄埔建军七十年”的劳军。
最初报导说邓小姐是军方特务（谍报员）的，是台湾《独家报导》杂志（已倒闭）；该杂志在邓小姐过世后的1995年6月爆出了该消息，并说证实“邓小姐是特务”的人，是台湾前情报高官谷正文。
展开剩余87%据称，谷正文和记者的对话如下：
记者：日本媒体大胆地推测邓丽君曾是军方的特务。 谷：根据我的了解，邓小姐是军方的人员应该不会错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应该归安全局第三处管理才对。谷正文何许人也？这是个干了一辈子特务的超级特务，退休前系台湾当局安全局少将。当年，旨在刺杀周恩来的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事件，就是他参与策划的。
邓丽君
邓丽君葬礼
1955年4月11日，印度克什米尔公主号执行包机任务，预定下午1时载着周总理率队的中国代表团从香港启德机场出发、飞往印尼。总理这次出行的目的是参加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。国民党特务得知这一消息后，买通了机场的清洁工，将一枚炸弹放到了飞机上。 总理事实上已提前得到情报，知道国民党特务要往飞机上放炸弹，也让工作人员通过香港当局通知了印航经理，请他们务必严加防范。可结果，炸弹还是被放到了飞机上。庆幸的是，毛主席给了总理一个建议，让他先和来访的缅甸总理乌努在昆明会晤，然后取道缅甸前首都仰光、再坐乌努专机去印尼。当时“安全局”第三处的吴处长已于1994年去世，此事无法核实；而谷正文时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，位高权重、当时被称为保密局的“地下局长”。有这么一个资深背景的大人物亲口作证，说邓小姐是特务，一般人都会想“应该不会有错”。
这个消息在日本也引起了广泛关注。由于邓丽君一度在日本非常活跃，有着众多的拥趸，于是就有人分析说“邓丽君的（特务）工作应该是在东亚，尤其是日本的可能性最大。”
1995年7月20号，日本《周刊宝石》以毫不含糊的标题报导“邓丽君是从事二十年的秘密谍报员！！”
文中的证人也是谷正文，具体他是这么说的：
“在我离开军事统治局之前，邓小姐就被吸收为谍报员，我和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她13岁的时候。 “她的父亲邓枢原本是国民党军的陆军中尉，和我本来就认识，后来经介绍也知道邓丽君，在审查吸收的人员资料时，一看就知道是她了。 “我退役以后，她仍然还是安全局的成员。当然1989年XXX事件的时候仍然还是，一直到她过世于泰国为止，她都是台湾的谍报员，资历超过20年以上。”《周刊宝石》为了表明消息来源靠谱，还特意强调曾“亲自采访谷氏（谷正文）”。
邓丽君劳军
邓丽君劳军
如去听到这些消息时，压根是不信的。尽管当时有的消息说得绘声绘色（如日本记者宇畸真和作家渡边也寸），说邓小姐15岁时、为了顺利出境到新加坡演出，而被逼无奈、不得已成为台湾当局安全局情报人员；但是，如去仍然认为不合常理、不足为信。
邓小姐是1953年1月29日出生的，如果15岁成为情报人员，那就是1968年的事儿。那么，1979年曾遇到过“假护照”风波，作为一个情报人员，怎么可能会因为护照出事儿？！记得当时，亚洲私人国产精品vA因为护照的原因，邓小姐还被一些台湾媒体强加上“叛国”罪名来声讨，她也因此对外界不无委屈地说过“我是国际难民”。
试想：如果邓小姐真的是情报人员，怎么可能会被媒体给予这样的“礼遇”？后来，如去有幸看到一个日本作家对于此事的澄清，终于证实了之前的判断。
这个日本作家叫做有田芳生，他后来专门为邓小姐写过一本传记，名字叫《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：邓丽君第十年的真相》。
时间回到1995年7月24日。在台北市永康街上的一栋旧公寓里，有田芳生（下面简称有田）见到了八十四岁的谷正文。
这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竟然给有田留下一副“慈祥的好爷爷”的第一印象。谷正文向有田介绍说，台湾的安全局是于1955年设立的，并细分为海外情报、大陆情报、对谍报、情报通信及通信监听等五大部门。
依《独家报导》文章里所谓“谷正文证词”中的一句、邓小姐“应该归安全局第三处管理才对”，第三处就是“对谍报”。
有田向谷正文说明了《周刊宝石》所刊载的内容以后，就问谷当时是如何接受采访的。
谷正文
谷正文
“有个中国人打电话来，说了约二十分钟，就这样而已。”
“只有二十分钟？那邓丽君属于安全局第三处管理的谍报员之说有何根据？”
这个问题是重点。谷正文歪着头静静地回答：“没问过那话啊。若刊出的是谍报员的文章，应该是瞎说的吧！”
有田没想到情况会是这样。过了一阵子，又问：“那她做了多久的任务？”结果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
“但文章说是你证实，你在军事统治局工作时、邓丽君被吸收进情报局的，不是吗？你是见过她本人的吧？”
谷正文有点生气，沉默了许久才说：“没有什么统治局，我也没见过邓丽君。”
“文章里不是有写你有看过她？那你在情报局有看过她啰？”有田接着问。
听有田这么问，谷正文竟然回答：“我有在电视上看过她。若说近距离看，则是在1960年10月左右在东方饭店的歌厅看她唱歌，一次而已。”
1960年的邓丽君才7岁，这跟所谓“谷正文的证词”里提到的“13岁”有出入。
“你认识邓丽君的父亲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”“没！我没见过她父亲。”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《周刊宝石》那篇文章中，有一句称“在台湾家中谷氏说出”，读者看到这里、肯定会认为是记者直接采访谷正文后得到的证词。
有田再问，谷正文就详细介绍了采访经过。“有一天，有个中国人打电话来自称是那家杂志的人，之后谈了约二十分钟。而《独家报导》的电话则更短喔！”
“但是谷先生的照片有登出来不是吗？”
谷正文给有田的说法是：“没到家里来的记者无法拍照，他们是从哪里的杂志找出来的吧？”
邓丽君和母亲赵素桂
邓丽君与父亲邓枢
谷正文的表情偶尔带笑容，但多数都是轻描淡写。看他的样子，也不像在隐藏什么事。于是，有田又问：“那他们为什么会用你的名字来当邓丽君是谍报员的证词呢？”
“那是因为看了她的棺木上盖有国民党旗，就判断她生前担当有任务的吧。”
“那应该是没有根据的啰！文章中还有提到，你说有看过她被吸收的内部证明文件。”
谷正文脸上显得有点困惑，但过了不久他开口说：“我没看过那个文件，也没说过记忆里她是谍报员。如果文章里这样写，那一定是记者自己乱写的内容。”
其实，有田在访问谷正文家的前两天，就和最初报道邓丽君是谍报员的那家《独家报》的总编辑联系过。
因为谷正文的电话没有登录在面向社会公开的电话簿上，所以，有田就打电话到编辑部问，结果是总编辑接的电话。有田向他说明想去请教谷正文有关文章内容之事后，总编辑说可以介绍，但希望能陪同。总编要陪同让有田有些迟疑，但还是同意了。
第二天，有田依照约定时间打电话给总编时，总编说谷正文八十四岁了，应该还在睡午觉，所以让他傍晚再打电话联系。到了傍晚再打电话、约定明天十点半去采访，总编再次说要一起去。但是到了当天，有田却没看见总编辑的踪影。
有田采访谷正文期间，向他提及《独家报导》时，又给总编打了通电话、让他快点来。总编回复说：“知道了。”结果，又等了将近一个钟头，也不见总编辑出现。再打电话，就是女职员接了，说：“我转给他，请等一下”，然后再答复时说“他不在”。
最终，《独家报导》的总编辑也没有现身。有田给总编打电话时，注意到谷正文的表情有些复杂。打完电话，有田再次问谷正文：“有邓丽君是情报员的证据吗？”
“没有证据。”谷正文脸上露出了苦笑的表情，这样回答。
发布于：山东省